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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书记:会传染的反智主义病毒与专家……之死

发布时间:2020-11-12相关聚合阅读:

原标题:李公明|一周书记:会传染的反智主义病毒与专家……之死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美] 汤姆·尼科尔斯著,舒琦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3月版,280页,58.00元

托马斯· M·尼科尔斯的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原书名The Death of Expertise: 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2017;舒琦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3月)在今天看起来特别应景,就如不少评论都会提到它是“及时的”、具有针对性的和对于认识“日益紧迫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对于反智主义的研究和批评当然不是该书作者提出的新观点,但是在拓展研究和批评的新视野、贴近现实状况的针对性等方面,该书的现实意义的确很突出。对于会传染的反智主义病毒,愿意读这本书的人或许能获得防疫的作用。

原书名如果直译应该是“专业知识之死:反对已建立的知识及其重要性的运动”,中译本的书名翻译很简练和比较容易理解,尤其是副标题;但是以“专家”代替“专业知识”,似乎还折射出一种特殊的汉语语境:从专家到“砖家”的语义变化,在这种语境中“专家之死”似乎更契合作者在书中反复论述和深有感慨的那种情景。另外,中译本的封面设计与原著封面上的几条绿色小条相比也更有视觉冲击力:“专家之死”这四个居中的方形大字的笔划分崩离析、虚实混搭,盖上一方“DEATH”红印更似有被宣判和被执行的盖棺之意,有点像是这个撕裂性的、碎片化的时代中的一纸判决文告。

这种语义与视觉设计的比较使我产生一种关于比较的思考:在现实生活中,美国的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是一种伴随着全球化而产生的普遍现象吗?尤其是在不同体制之中,反智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何异同?作者在这本书中没有涉及这个话题,但是许多读者恐怕难以避免这种比较的诱惑,因为所有对现实有所观察和愿意思考的人都会发现,它所讲述的当然不仅仅是别人的故事。因此中译本的译名和视觉设计看起来就更有意思:无问西东,反智主义在环球同此凉热,没有什么人可以隔岸观火。

该书的中心论题是网络科技的发展和教育普及带来的信息爆炸使人们容易产生全知天下事的错觉和自恋,而实际上大量虚假信息和谣言却在误导着人们的知识构成的真实性;而危害更大的是反智主义和误导性的极端平等主义的结合使无知者在蔑视专业知识、拒绝对信息真伪的鉴别和拒绝提升理性思考能力的同时,还自以为是反抗知识体制的权力压迫、反对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于是形成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反对专业知识和智性思维的盲目狂妄氛围,其结果是西方民主机制的严重危机,社会整体智力水准的严重下降,国家决策的荒腔走板,还有就是无论站在民主的或大众的立场上都不愿意看到的民粹主义与绝对的技术专家治国的结合这样的糟糕局面。作者在“引言”中举的关于人们的知识状况的例子是,当2014年俄罗斯、乌克兰发生冲突的时候,《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对美国人展开的一项民调表明,越是对乌克兰无知(比如认为乌克兰在拉丁美洲或大洋洲)的人就越是强烈认为美国应该发动军事干预。又比如,很多美国人认为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国家预算都以对外援助的方式慷慨赠予了其他国家。事实上,美国对外援助在预算中的份额不足全部开支的百分之零点七五,而只有百分之五的美国人知道这一事实。 (30页)另外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统计,有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至今仍然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些统计数据未必十分准确,但是作者在书中不断引用的各种调查资料都能说明许多普通民众在知识上的缺陷的确是事实。作者指出,“现在普通美国人的基础知识储备很低,已经撞破了‘无知’的底线,越过‘错知’,一路下行,干脆到了‘错得理直气壮’的境地。人们不只是相信一些愚蠢的事情,他们还积极抵制进一步的学习,抓住错误的信仰不放。” (序)这种关于美国民众知识水平的描述当然也应该有证据支撑,作者在“注释”中列举了不少资料出处,但作者也知道,无论有多少证据都很难改变反智主义者的自大、自恋和狂妄。

尼科尔斯在论述中一再强调的是,专家固然在很多问题上仍然会缺乏知识、会犯错误,但这不能说明普通人在所有问题上都有知识、都不会犯错误。他对专家的长处和弊端均有论述,也承认自己作为专家在谈论“专家之死”的时候也“可能是错的” (253页,全书的最后一句话),对于反对专家呼声中的有些因素更以亲身体验而表达了理解与同情。问题的关键是在反智主义的煽动下许多民众不知道、不承认自己的无知,反而更自大、更狂妄地反对专业知识和专家的建言。事情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不管涉及什么主题,所有的争辩都会随着一颗愤怒自大的心付诸东流,最终人们还是会坚持己见,有时候还殃及职业关系,甚至朋友关系。” 最可怕的是,“对专家不是抱着一种善意的怀疑,而是积极的憎恨,很多人认为专家是错的,仅仅因为他们是专家”。尼科尔斯更尖锐地指出专家也有自己的误区:“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并非所有事都是见仁见智的,有些事就是得分对错——那我们简直太蠢了。” (序)问题是,这种“愚蠢”究竟是专家的认知错误还是反智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悲剧?尼科尔斯反复强调和力图说服人们:不是所有观点都是对的;在民主社会中的每一张选票和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但人们所持有的观点因为有对错、知识因为有真假因而不可能是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讨论、鉴别和纠正错误的认识和观点。这个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但是看起来许多人很难承认或者不愿意承认。对此,尼科尔斯的忠告是不能无视反智主义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必须承认专业知识和提升根据事实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是健康社会运作和发展的前提,不能把知识精英和平民大众推向相互对立的立场和盲目冲突的位置,彼此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而不是盲目的是此非彼和选边站队。

作者尼科尔斯曾任美国海战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美国参议院前助理,也是纽约卡耐基委员会高级伦理和国际事务顾问、波士顿大学国际史学委员会委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事务,其个人经历则兼有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绝不是纸上谈兵的书呆子,而是理论与实践并举的货真价实的专家。但是,以专家的身份谈“专家之死”,谈网络时代的普通民众的自大、自恋和实质上的愚昧无知,虽然用心良苦和颇具勇气,作者也时时提醒自己和读者专家也有错误,甚至有美国评论者认为作者在书中把许多坚实的要点都以柔软、轻松的笔调包裹起来,但是这一主题本身就容易激起被评论对象的反对情绪。在国内读者对于该书的评论 (参见book.douban.com/subject/30367953/comments)中,我注意到有一条颇为悲观的评论说“专家之死”的背后所折射出的问题是复杂的,作者有勇气探讨值得鼓励,但是对于作者想要抨击的那部分人,他们是不会阅读本书的。但是这位评论者接着说,本书除了骗和作者一样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的稿费,对改善整体大环境毫无用处。前一句话是我所担心的事情,但是对后一句不敢苟同。说作者自我感觉良好和该书对“改善整体大环境毫无用处”,恰好是需要有事实支持和论证的,而它所敲响的警钟能被人听到、能激发这位评论者和更多读者的思考和发言,能在知识界和读书界引起反响和讨论,这些难道还不是有利于改变大环境的一种“用处”吗?

反智主义的盛行和影响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有很多表现和,比如一个口无遮拦、一反身份言语常规的政治家,容易获得底层民众的好感,因为相比于那些说话冠冕堂皇、仪态永远正确的政客,手舞足蹈的大嘴巴会特别显得率性、有真性情;如果这个大嘴巴时刻把本国利益挂在嘴上,更会令人感到很接地气、纠正积弊。但是当代政治事务的全球性、复杂性和敏感性问题不是依靠个人风格的煽动力量所能解决的,对事实的准确认知、审慎的理性思维和对专业知识的信赖是最基本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事关公共政治和国际关系价值原则的大是大非、基本底线更是不可以被反智主义和功利主义所消解、颠覆,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命运所在。在现实公共治理的问题上,任何人对于某些言论必须负有责任,尤其是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不能信口雌黄、以无知煽动无知以推行国策。统治者的反智主义的要害就在于煽动民众以无知宣称和维护自己(其实也不是源自自我的)的信念,在专业知识上与专家抗衡,最后为无知偏见和固执买单的还是那些受反智主义煽动的普通民众。

专家当然也会犯错误,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名叫“艾滋病否认派”的小团体反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是艾滋病的成因、因而必须采取措施防止病毒传播的观点,当时加州大学教授彼得·迪斯贝格(Peter Duesberg)是该团体成员之一。这样荒谬的观点被时任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利用,从而拒绝为抗击病毒传播和感染提供药物和其他形式的支持,导致其治下的人民付出惨痛代价,有三十多万人因此死亡,还有大约三万五千名艾滋病病毒阳性儿童出生,而这些孩子的感染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作者联系美国的现实,指出“市面上总有一些宣扬疫苗危险的讹传和虚假信息,如果被这一阵营的其他名人和公众人物利用,那遭殃的将是数百万人,一些原本可以预防的疾病,比如麻疹和百日咳,会再次让人们陷入危险境地”。 (第3-4页)今年美国新冠疫情的状况也是这样,民众的无知与统治者不负责任的言论造成了长时间疫情危机与惨痛的生命代价。

该书第三章讨论反智主义与教育的关系,作者有两个意图,一是要研究反智主义与人的知识成长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从根本上认识反智主义的来源;二是要清醒地认识从教育入手清除反智主义所遇到的障碍和困难所在。尼科尔斯认为教育本应该帮助人们认识到“确认偏误”这样的问题,填补知识上的空白,从而让自己成长为更好的公民。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的普及让很多人自认为变聪明了,然而“他们以为的智识成长其实只是鸡肋的学位营造出的假象。当学生成为重要的客户,而非学习者,他们的自尊大大见长,但宝贵的知识却鲜有长进,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养成批判性思维的习惯,也就是说,他们缺失了继续学习的能力,当他们遇到需要深思熟虑并作为选民投票的复杂问题时,他们不知如何衡量”。 (10页)这是在总体水平上仍然堪称优质的美国大学教育的另一面。

与作者所思考和论述的美国教育中的反智主义相比较,在我们所熟悉的某种教育语境中出现的反智主义显示出更多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与彼岸校园的情景有很多区别。在书本知识教育与生活经验及实践之间,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会涉及对反智倾向的辨析与思考。当陶行知以敏感的中国问题意识进行南京晓庄实验师范学校的教育改革的时候,他当然认识到知识教育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联系,但是如何评价晓庄的入学考试中要有一天的垦荒劳动、在图书室里高悬的题词是“书呆子莫来馆”?前者是选拔,后者是培养,看起来竟有点超前的“开门办学”和“学工学农”的味道,尼科尔斯又会如何分析教育中的理论学习与生产实践之间的关系和同样存在的反智主义呢?在这里我们可能比他更有深切的感受。关于反智主义有不少认识上的误区,比如教育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最典型的是电影《决裂》(1975年)中的那个在课堂上讲授“马尾巴的功能”的农学院孙教授所受到的嘲弄,电影有意渲染的是“资产阶级办学方向”中的教学与实践的断裂,许多评论文章以极其片面、粗暴的思维与论述方式割裂基础理论学习与培养实践技能的关系,在实际上否定了理论知识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在学习方法和目标中强调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美国大学的法学院JD教育所一直秉承的教育传统)当然与这种反智主义毫不相干。实际上有一种人们非常熟悉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深受其害的那种另类的反智主义,它并不仅仅反对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而且在骨子里更反对或者说是更为害怕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更为担心和不能允许的是让“理论联系实际”这句非常正确的话真的联系实际。

根据尼科尔斯的观察和研究,很多反智主义固然产生于民众阶层,而且经常看起来是对知识权力的压迫的反抗,但是他也指出最大的悖论就是以无知反抗知识权力的压迫只能是自我解除反抗的能力。而有些权力精英最坏的一面就是以吹捧、鼓励民众的舆论有意识地把反智主义与愚民术结合起来,作为对民众的欺骗性统治的手段。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真实关系来说,恩格斯在解释普鲁士专制政府为何能够存在的时候就早已说过:“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68页)当然,在恩格斯之前也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例如十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迈斯特就说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因此,从专制统治的角度来说,反智主义和蒙昧主义从来就是维护统治最有效的思想双翼。

尼科尔斯的这本书针对的是美国的反智主义现象,不可能论述到其他国情语境中的种种情况。比如他没有论述反智主义的另一种极端表现,那就是无知的民众对某些因有权力加持而带着光环的专家的盲目崇拜,完全看不到这些专家的专业领域与所肩负的公共治理重任未必真正对版,更不知道在其堂而皇之的带货背后有着多么明显的利益驱动。这样的专家不仅没有死,反而活得极为风光,甚至可以走上神坛。又比如尼科尔斯把公共知识分子看作是在专家与普通民众之间搭建沟通桥梁的人,认为虽然他们时常会被讥讽为“负责科普的人”,但是这样的角色正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需要的,他们的作用就是帮助公众提升知识储备和思考能力,以便能参与到影响整个社会的公共决策之中。 (220页)这当然是对他们职责的非常正确的论述。但是他没有论述的是他们在另外某些语境中的另类作用:在与公众的交流中直接谈论对决策和专家的质疑。多年前我在那本书名为《不对》的个人时评文集的自序中这样写过:“由于具体公共事务、公共决策往往涉及许多专业性问题,在说‘不对’的时候绝非自以为对所有问题都有知识、所提的批评都很对。之所以还敢说‘不对’,是因为:第一,许多公共决策的出台都有着共同的过程特征,如信息不公开、程序不正义、论证走过场、监督不落实等等;而在其背后又有着共同的实质特征,如利益主体的隐匿、官商交往的黑幕、公共利益的受损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公共政治的常识问题,因而可以、而且必须从常识出发说‘不对’。第二,提出质疑、追问真相、要求信息公开,这是所有‘不对’之声的核心,而这些声音很难期待那些既有利益关系、也深知内幕的真正专家、技术官员主动发出来。所有质疑,只能从外部追问进去。第三,所有的‘不对’主要都是讲常识、讲逻辑、讲疑问,这实际上就是公民自我教育的过程,是全社会逐步形成公民意识的过程。” (李公明《不对》,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我至今认为这也是他们的重要职责,是对另一种形式和极端的反智主义的反击与批判。

把尼科尔斯的这本《专家之死》与苏珊·雅各比(Susan Jacoby)的《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 (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2008;曹聿非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放在一起阅读,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共同的立场和很多相同的观点,还可以发现尼科尔斯在雅各比之后所要面对的美国反智主义病毒已经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已经到了专家与专业知识面临“死亡”的关头。无论是雅各比还是尼科尔斯,都是针对各自面对的反智主义现实而向社会敲响警钟,这既是向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文化史研究经典、普利策奖获奖之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年)致敬,也是向未来向所有美国人发出的警告:若任其发展,反智与非理性只会使美国人越来越愚蠢,社会越来越分崩离析——尼科尔斯最后说,“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包括民主和共和国政府的终结。” (253页)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对于“一切皆有可能发生”要有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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